中央党校作为党内教育的最高学府，几十年来，培养了数以万计知行合一、德才兼备、忠诚于党和人民、治党治军治国的栋梁之才。回顾中央党校的校史，可以更深刻地领悟“党校姓党”不是从外面贴予党校的标签，而是党校与生俱来的特质。

　　由中国的国情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情所决定，“干部恐慌”和“本领恐慌”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因而，早在建党初期，党中央就把开办党校、加强党内教育作为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通过在党校集中培训的方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的启蒙和再教育。194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征调干部轮流进党校学习的制度。这种学习制度一直坚持至今，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作为党内教育的最高学府，几十年来，培养了数以万计知行合一、德才兼备、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治党治军治国的栋梁之才。回顾中央党校的校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悟“党校姓党”不是从外面贴予党校的标签，而是党校与生俱来的特质。

　　中央党校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命运息息相关

　　中共中央党校的校史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的建设史休戚相关的。中共中央举办党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25年10月创办的北京党校，至今已有91个年头了。在中共党史上，党中央曾经三次决议办中央党校而没有办成。一是1926年2月中共中央曾决定在北京和广州两个革命中心各办一长期党校，称之为“最高党校”。但半个多月后，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局势急剧恶化，而广州忙于北伐，两个最高党校都没有办成。二是1927年中共五大期间曾设立“党校委员会”，书记瞿秋白，并决定在武昌创办中央党校，招收学员300人，学期6个月，7月30日开学。但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形势急转直下，中央党校未能办成。三是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决定“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地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破坏，高级党校也未办成。

　　1925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大部分时间处于地下斗争环境，在自己掌权的区域只呆了不到两年。中央举办党校受客观条件制约，带有临时性、规模小、无持续性、无固定校舍、专职教员少等特点。北京党校、两湖党校和中央训练班都是秘密举办的。1925年的北京党校尚能以“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之名向北京市教育局申请注册，1929年的中央训练班则完全处于地下，连校址亦不可考。中共中央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建党之后至抗日战争之前党中央举办的规模最大、存续时间最长的党校。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办学19个月，校址迁移三次。随着中央苏区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葬送，学校被迫停办。

　　中共中央到了陕北之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革命凯歌高奏，中央党校经历了11年另3个月不间断的稳步发展的时期。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头，敌后根据地大幅缩小，党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将大批干部调回延安保留培养，使中央党校一度达到学员3000，工作人员3000的规模，可谓兴旺发达。当年，毛泽东曾感慨道：“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在延安的十年，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并于1943年3月到1947年3月亲自兼任校长。

　　1947年3月至1948年7月，因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中央党校停办一年有余。1948年11月马列学院（即高级党校）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开学，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中央高级党校集中了党内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在理论界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学府。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国家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党和人民遭受浩劫，中央党校停止招生，校领导遭迫害，教职工被下放，校舍被占用。“文革”结束之后，随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中央党校1977年3月复校，平稳发展至今。

　　由是观之，中央党校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央党校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党的兴衰，也反映了国运的兴衰。

　　中央党校学员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状况的缩影

　　从学员来源看，中国共产党是由点到面发展起来的，大革命时期，党员数量不多，尚未形成全国的组织系统，党的经费也十分紧张，中央举办党校不可能面向全国招生。北京党校60人主要来自北方数省，两湖党校80人来自湖南湖北。土地革命时期，红白区域割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主要来自中央苏区各省。初到陕北，中央党校学员以长征干部、陕北干部为主，中国共产党亟需“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

　　抗战初期，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数量从1937年初的4万多人猛增到1940年的80多万。据1941年9月15日《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二学期（5月11日起至8月30日止）教学工作总结》统计，1941年第二学期在校学员638人（未编班者49人未计算在内），学员籍贯覆盖了23个省。其中：河南68人，占10.66%；河北65人，占10.19%；山东22人，占3.45%；山西54人，占8.46%；陕西111人，占13.4%；浙江12人，占1.88%；福建9人，占1.41%；广东26人，占4.08%；安徽17人，占2.66%；湖南38人，占5.96%；湖北32人，占5.02%；江西36人，占5.64%；广西5人，占0.78%；云南3人，占0.47%；贵州5人，占0.78%；四川71人，占11.13%；绥远2人，占0.31%；甘肃5人，占0.78；江苏37人，占5.8%；辽宁10人，占1.57%；吉林8人，占1.25%；黑龙江1人，占0.16%；西康1人，占0.16%。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已经完成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从这份学员情况统计看，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节点在1936年至1939年，这四年入党的学员408人，占学员总数的63.95%。其中1938年入党的206人，占32.29%。这一学期还有大革命时期的党员11人，实属凤毛麟角。1932年和1933年入党的学员55人，占8.63%，而这两年正是土地革命的高潮期。

　　从学员成分看，建党初期的党员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少量工人，因而北京党校和两湖党校的学员成分以学生为主，大部分是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成分占了党员的绝大多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成分也以农民为主，大部分是1928年以后参加革命、有一定斗争经验的苏维埃县区级干部和红军基层干部。延安时期学员成分多样化了。1941年第二学期638个学员中，工人150人，店员４人，学徒12人，职员6人，自由职业3人，农民150人，学生236人，教员33人，军人28人，其他16人。学员成分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扩展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但其主要成分仍然是工人（包括店员、学徒）、农民和学生，共占86.64%。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员成分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党内出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而党内教育问题必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从学员文化程度看，其变化呈马鞍形。北京党校和两湖党校学员文化程度较高，瑞金时期和初到陕北时文盲达半数以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首开文化课，教授语文、算术、历史、自然地理常识。大教育家徐特立、大学教授成仿吾都讲过文化课。许多学员在党校不仅学到了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而且揭掉了文盲的帽子，变成了有文化素养的人。

　　延安时期，随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批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学员的文化程度也随之提高。1937年至1941年中央党校55个常规班次中，需补习文化的只有两个少数民族班和8个文化班，占班级总数的18%。1941年第二学期，未上过学者104人，占16.3%。在1942的正科，以及1943年后的一部、二部，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上。比如正科第三支部32个学员，大学文化程度11人，高中6人、初中15人。从马列学院第一期开始，学员实际文化程度都在高中以上。“文革”十年浩劫，国民教育停滞，党员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也随之下降。1982年中央党校再次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文化班，为一批思想路线端正、有实践经验的高中级后备干部补习文化。

　　从学员工作性质看，瑞金和延安时期的学员来自党政军群文等部门，而以做党的工作的干部为主。比如，1941年第二学期学员中，在省、特委、县、区、支部、小组做过党的工作的共423人，占66.2%。做政权工作的仅14人，其中省级1人，县级7人，区级5人，乡级1人。这和中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的地位相符。这种状况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学员的层次看，北京党校、两湖党校学员主要是刚参加革命的党团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高级班共办三期，学员为县团级干部，总数不到100人。1935年底至1941年底，中央党校学员以县级干部为主，高级干部不到20%。在1942年的中央党校正科和预科，以及1943年以后的一部和四部，学员皆地委和旅级以上高级干部。比如，正科第三支部32个学员都是地委以上的干部。其中，12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从各根据地来的15人，中央机关的5人。地方工作干部26人，军事干部6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0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7人，大革命时期的5人，跟着毛主席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1人（刘型），1928年留苏的1人（罗少华）。参加革命工作最晚的也在1937、1938年，共8人。这种层次的干部在1944年7月的中央党校达1100多人。

　　回想192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曾有一个统计：“全国至少需要区执委、地执委、特支干部355名，而当时只有120名，为实际需要的三分之一。”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随着党、军队、根据地的壮大和巩固，党的干部队伍在数量质量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高中级干部成为中央党校轮训培训的主体。

　　综上所述，党校与党本是血脉一体的，党校因党而立，党校为党而存在。坚持“党校姓党”，按党章党规党纪办学办事，是党校应守的本分。